父母爱情

平遥县人民检察院 庞瑞波

前两天母亲和我视频聊天，她兴奋地告诉我说已经开始领退休金了，我问她有多少？她哈哈一笑说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。对于老母亲来说，这些钱足够买米面油酱醋盐了。去年9月才回河北的她，头顶上的头发已经全白，脸上也多了一块块的老年斑，摄像头切到父亲身上，他也佝偻了，我不禁有些恍然，原来人变老就是那么一瞬间。

很多年以前，我曾经问母亲和我父亲是怎么认识的？母亲说：“那时候公社和生产队都还在，你父亲是民兵，常常扛着步枪给大队的枣树林站岗，我们因为偷枣认识的，再后来就是别人介绍我们俩人见面相亲，我一直都还记得你父亲那时候穿着一件土布粗腰黑棉裤。”父亲听后嘿嘿一笑，说那时候都是这种衣服，别听你娘瞎说，我们家最起码还能吃饱饭，因为人多分到的口粮也多，你姥爷家那时候连饭都吃不饱。听到这里母亲也只能翻翻白眼，因为父亲说的是实话。

结婚后不久我家就搬到了村南的河滩地，门外是一片又一片树林，他俩就像屋檐下的燕子一样开始筑巢生活了。1989年，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十一年了，但是家里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少改观，母亲现在还常常念叨着我们姐弟三个那时候都能吃上鸡蛋，而她和父亲每天都是窝头，对于我们的成长，父母亲总是倾尽所有。

日子过得拮据，父母亲偶尔也会做点小买卖。现在我还记得拽着母亲的衣角使劲爬上一个大坡，然后在乡村小学门口用木板支起来卖橡皮、铅笔和作业本，现在想想她是那时候农村妇女中少有的有经商意识的人。过了几年家里买了三轮车，父亲卖点儿蔬菜，也往隔壁县城送鸡蛋，于是，每个周六下午我都会坐在摞得高高的鸡蛋箱上跟着父母亲往邻县跑，每次回来的时候又大又圆的月亮已经升了起来。父母那段早出晚归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，一直等到我到镇里读书的第二年，他们才到东镇的一个村里蒸馒头、卖馒头，这样辛苦一年下来，父母总算还完了债，我们过了一个比较富足的年。

之后，我转学回老家上学，二姐也上了高中，家里日子就又紧张起来。父亲到石子厂上了班，母亲就开始自己一个人蒸馒头贴补家用。我家卖的是河北的杠子馍，面团都是用粗木杠压实的，这样的馒头特别有嚼劲。母亲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，她为了让父亲多睡会儿就自己先把面和好，然后再叫醒父亲，让他帮忙用杠子压实面团切好馒头。等馒头发酵好，父亲已经上班，她就只能自己把馒头一个一个摆到笼屉上再搬上蒸锅。馒头出锅后她再顶着烈日到左右村叫卖，然后再驮着几百斤麦子回家，中午吃个馒头以后就又牵着牛下地干活，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劳作着。那时候父亲是搬运工，搬一吨石头好像是挣一块五毛钱，中午也是拿两个馒头和两片干了的洋葱凑合。日复一日，他俩一直干到我大学毕业。那些年，虽然辛苦，他俩却从来没有吵过架，成了人间江湖里相濡以沫的两条鱼。

毛姆曾经在《月亮与六便士》里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有人说灾难不幸可以使人性高贵，这句话并不对；叫人做出高尚行动的有时候反而是幸福得意。”母亲是劳累和贫穷的，也是善良隐忍的，并因此结下了善缘。有一次她和邻居从山上放牛回家，当时天已经黑了。往回走的路上，她俩遇上迷路的人问路。邻居催着快点回家，母亲却说他们是外地的，不容易，就热心地指点他们应该怎么走，甚至牵着牛在前面走，一直把他们领到大路上。问路的人坚持要把母亲送回家，她连连摆手说啥也不让送。那人过意不去就给母亲留了个电话号码，说如果你以后有事去医院一定给他打电话。后来，母亲生病去县医院看病，这位陌生的医生帮了她很大的忙。我也是深受母亲的影响，把做好人这一原则永远放在第一位。父亲和母亲比起来稍显木讷，很多事情从来不多说，上了年纪以后更是如此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他始终是宽容的，很多事都是让我自己做主。还记得初三毕业后我带着朋友喝光了他一箱白酒，他也只是一笑了之。

岁月匆匆，又是三年过去了。异地生活的父母不会吵架，更不会埋怨，更多的是扶持和挂念。这三年母亲一直在山西帮我照顾孩子，经常念叨着在河北忙着打工的父亲能不能吃上饭，每次和父亲视频的时候总是叮嘱他该洗衣服了，不要老吃白面条。有一次，母亲因为父亲的失眠还悄悄地哭了大半夜，他们的这种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我，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却能平平淡淡地走到老。今年我的女儿也不用母亲接送了，她终于返回河北和父亲团聚，每天按时做饭，帮着带刚出生的小外甥，虽然更加地忙碌，但是只要父亲每天能回家吃饭她就很开心。有人问过我，我是像父亲多一点还是母亲多一点，岁月流逝，我越来越像母亲，学会了她的勤劳和坚韧，也学会了她的善良和友善，更学会了父母亲之间的那份从容平淡的爱。

不经意间，我总是会想起老家院子里那棵石榴树，每年五月，满树都会开满鲜亮的红色花朵，如同一团团的火焰，树旁黄砂石地基上的青砖也变得鲜亮了，小院变得红火了起来；花谢后，就长出了一颗颗石榴，就如同我们已经结婚生子的姐弟三人，而父母还是那棵守在角落里的老树，春天来了依旧会变得苍翠坚韧。